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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是如何开始公开征婚的

发布时间: 2022/06/11   阅读次数: 543
72年前的今天,1950年4月13日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(简称《婚姻法》)通过审议,标志着1949年以来第一部《婚姻法》诞生。《婚姻法》规定,“废除包办强

72年前的今天,1950年4月13日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(简称《婚姻法》)通过审议,标志着1949年以来第一部《婚姻法》诞生。《婚姻法》规定,“废除包办强迫、男尊女卑、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”,“男女婚姻自由、一夫一妻、男女权利平等、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”。


现代意义上的婚姻第一步从媒妁之言变为心动、表白,或介绍、相亲。


对今天的人来说,在社交平台上脱单、相亲乃至征婚都是一件比较平常的事情,而数字网络的发展使我们增加了快速结识陌生人的可能性,单身者也可以通过兴趣、外貌、地域、职业或性格等特征筛选“对象”。连时下最热的MBTI(指一种人格测试),可能也会成为标记自身性格、打听对方性格的方式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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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胭脂扣》(1987)剧照。


而在现实生活中,相信单身多年的读者朋友们被家长催着相亲的次数也不少,但是在上世纪初,公开征婚还是个绝对的新鲜事物。因为公开征婚其实是现代社会的产物。(传统社会也有征婚,但一般面向的只是本地熟人社会,而不是向更大的、还未形成的陌生人社会公开)


由于民国时期处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交接点上,随着征婚现象的普及,婚姻状况衍生出了千奇百怪的姿态,自由恋爱与包办婚姻共存、新式婚礼和“妻妾成群”并行。这些故事都通过画报资料成为了民国社会风俗史的一部分。


前不久,一本专于搜集婚姻文献的新书《老画报里的婚恋故事》出版,从中可看到,上到文化名流,下到平民百姓,都在这件“终身大事”上展现出了众生百态,并且有早期版“杀猪盘”骗局。所以在我们一如既往无法绕开婚恋的年代,再去看现代婚姻出现初期的故事,奇葩也好,惊艳也罢,都可以让人对这件事有不一样的理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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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文|宫子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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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老画报里的婚恋故事》,周利成 编著, 广西师大出版社,2022年2月。本文资料参考自该书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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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婚新风潮:

“大男子主义”遗迹和奇葩广告

 

对于上世纪初的国人来说,在过去“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”的浸染下,征婚启事的出现无疑是个激进大胆的新事物。

 

最早大胆使用这一形式的文化名流,是蔡元培和章太炎,从这两个人身上就能体现出民国时期新旧价值观交替杂糅的特征。蔡元培的征婚启事比较现代开放,对待女方的态度比较平等,要求女方识字、不得缠足,男方保证不会纳妾,如果婚姻不和谐二人可以离婚,在现代观念还没有普及的二十世纪初,蔡元培的这些征婚要求可谓十分大胆激进。而章太炎的征婚启事就“大男子主义”得多,他的征婚启事发表在1912年北京的《顺天时报》上,在地域上章太炎要求湖南湖北人最佳,北方女子不在考虑范围之内,然后声称“人之娶妻当饭吃,我之娶妻当药用”,要求女方不得沾染学堂里那些平等自由糟粕价值观,必须要有从夫之美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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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章太炎征婚的报道文章。图片来自《老画报里的婚恋故事》,下同(剧照除外)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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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元培与第二任妻子黄仲玉。

 

虽然槽点重重,但对于那个时代而言,敢于在社会上公开征婚,已经是很开放的做法了。

 

在这些社会名流的推进下,公开征婚渐渐变成大众行为。这些征婚启事风格各异,有的言简意赅,直接说明要求,有的则附庸风雅,写一首短诗甚至长文。不过想来后者用于征婚的效果应该不会特别理想,联想一下今天如果有人在微信上连发几千字的小作文,应当是个挺讨人嫌的行为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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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半生缘》(1997)剧照。


除了形式,民国时期大众征婚广告的需求也是奇葩百出。例如1926年的《申报》披露了一则绝对奇葩的征婚广告,这条征婚启事由一位男子发出,该男子“25岁,曾卒业于美国著名大学,得有文学士学位,现任武汉某专校教授”,要求女方“年龄自18至23岁,籍贯不论,须身家清白,但人品只求面无麻子、身无斑点”,可能这个人对于身体不能有瑕疵这一点极为偏执,竟然在征婚启事的最后写着“自问具有以上之资格者,请开明详细履历,随附最近之全身裸体照片,函寄武昌邮政总局拣信处转交”。

 

有谁会直接向对方寄出自己的裸照呢?这则征婚启事估计肯定是不会得到任何回信,如果放在今天,这位文学教授肯定会在社交媒体上成为大众口诛笔伐的笑柄。

 

但奇葩的征婚启事还不仅如此。1934年《天津商报图画周刊》有一则更离谱的征婚启事,征婚男子要求对方年轻聪明,而且必须是个石女。这就不知道他图的是什么了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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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天津商报图画周刊》版面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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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任去了哪

 

在早期,刊登征婚广告的基本都是男性,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,女性征婚广告也开始出现在报纸上,但是有个区别,如果是女子征婚的话,还是双方婚前不见面的,只是通过书信往来确定对方是否合适,因此对女子而言自由度依旧有限。到了三十年代,这个束缚也被打破了,如果女子愿意的话,可以直接邀请男子去指定地点约会见面。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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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游园惊梦》(2001)剧照。


不过随着征婚启事的大众化,一些打着征婚名义行骗的骗局也随之涌现。


民国时期的报纸对于这类事件也有很多记载。手段嘛,倒真是没见得有多高明,手段粗糙的,就是女子在征婚并带领对方见过自己父母后,表示很中意,但是要收些彩礼,成婚心切的男子往往会倾囊而出,之后就再也找不到女方的身影。手段巧妙一点的,则是在征婚的时候绝口不提彩礼的事情,表示爱情至上,等到两个人同居一段时间后,会说家里人做生意亏了钱,父母可能因此自杀之类的,男方也会慷慨解囊,要回家打点一下的女子离开之后,从此再无音信。

当时既没有手机等通讯手段,也没有普及照片,所以很多时候当行骗之人离开后,恍然大悟的另一方要去报案,却在到了警局后发现对方连名字都是假的。因此,民国时期的报纸上刊登的这类骗局很多,但破获征婚诈骗案的新闻,竟然一条都没有。

 

为了尽量杜绝这种情况,民国时期的一些报社会组织鹊桥会(也就是相亲会),为男女双方提供见面的机会,并且减少骗局出现的几率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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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调的办空中婚礼,

低调的让来宾都不知道来干嘛了

征婚可能会意外重重,到了订婚结婚的时候,事情也并不顺利。民国时期的人们,但凡接受过一些高等教育,就会想要通过标新立异的方式表现自己的现代性,再加上旧的婚姻仪式已经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被冲击得烟消云散,所以婚应该怎么结,成为了一个近乎完全由个人决定的事情。

 

夸张点的,可以搞一个宏大的空中婚礼。

 

1929年圣诞节,国民革命军第十路航空司令刘沛泉与南京女子中学教师王素贞结婚,两个人在上海虹桥机场乘坐民用一号飞机,在空中完成了婚礼。在上世纪二十年代,在飞机上结婚是个很冒险的选择,因为民用飞机在民国时期的事故率很高,开辟了云南民用航线,乘坐者却并不多。别说普通大众乘坐的民用飞机了,就连作为航空司令的刘沛泉本人,都在试航时由于机场过小飞机降落时机翼受损,导致腰部受伤,不得不进入医院休养。在同年圣诞节他继续坚持举行空中婚礼的时候,对大众的冲击力可想而知。

 

当天两个人乘坐飞机直冲云霄,等上升到一定高度后,在机舱里交换戒指、宣读结婚证书,完成了一系列婚礼仪式,而后安全降落。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空中婚礼后来还被拍成了纪录片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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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中婚礼的报道。

 

低调点的,则可以让来宾都不知道是来干嘛的。

 

1935年1月,因为不想让朋友送礼,画家王石之和日本夫人岩崎喜美子的婚礼没有附上任何请柬,只说邀请朋友们来吃饭,甚至还有很多朋友在此之前都不知道这两人有什么关系。一头雾水的朋友们到了现场明白原来是场婚礼后,立刻开始制造氛围,拉着王石之要让他讲讲恋爱经过。结果王石之的发言非常简单——“我五年前认识她,三年前通信,一年前订婚,今天结婚”,然后又坐了回去。

 

不甘心的朋友们继续闹腾,要让新婚夫妇表演一下“两个人变三个人”。

 

中文不太好的新娘在翻译解释了之后,还是搞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,直接摇着头说“我们不会变”。

 

这对夫妻不仅低调,还算是反闹婚先驱了。

 

想把新闻搞大的,也可以轰动全国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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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陶结婚的报道。

例如1932年,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陶曾谷的婚礼。蒋梦麟和陶曾谷的前夫高仁山为挚友,后来因为政治原因,高仁山被军阀张作霖抓捕杀害,悼念会上,蒋梦麟与陶曾谷两人都忧伤断肠,泣不成声。之后,蒋梦麟便非常贴心地安慰呵护陶曾谷,对她关怀备至。最终,两个人的感情不断升温,在四年之后决定结婚。当时,蒋梦麟也是家有良妻之人,为了和陶曾谷结婚,毅然选择与妻子离婚。

 

蒋梦麟和陶曾谷结婚的消息传出,立刻震惊了文化界。作为证婚人的胡适站出来发言,表示十分佩服蒋梦麟先生的勇气,“这个婚礼可以代表一个时代变迁的象征”,为了参加蒋梦麟的婚礼,向来畏惧妻子的胡适竟然不惜冒着让妻子大发雷霆的风险,从窗户上跳出来(门已被胡适妻子江冬秀锁死)赶往现场。

 

在婚礼上,蒋梦麟的发言也可谓语惊四座。

 

“我一生最敬爱高仁山兄……因为爱高兄,所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,且更加倍地爱她,这样才对得起亡友。”不知道亡友泉下有知,是不是会对蒋梦麟说一句谢谢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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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婚礼准备了多少开销?一分钱也没有

 

以上这些婚礼虽然现场状况比较奇葩,好歹新郎新娘都还是靠谱的,然而画家王君异的婚礼,则全程显得像是个局外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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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倾城之恋》(2009)剧照。


王君异和妻子黄雪影的婚礼定在1935年6月4日,结果到了当天,举行婚礼的酒楼一直找不到他的人影,直到请柬上写的下午五点婚礼正式开始的时候,这位新郎才卡着点、慢悠悠地走进来,连衣服都没有换,就像是个卡点坐火车的乘客。

 

朋友们赶紧把这位画家拉进去,庆幸他没把这回事忘记就好。朋友们一边带着他换新郎礼服,一边问他今天婚礼准备了多少开销,然而王君异摇摇头说,自己一分钱都没有。

 

于是朋友们再在现场帮着筹钱。

 

钱筹完了,朋友们发现到场参加婚礼的宾客全都站着,就再问他“你准备了多少桌喜宴,一共邀请了多少人”。

 

王君异继续摇摇头,说自己也不知道邀请了多少人,因为不知道邀请了多少人,所以也不知道该预订多少桌。

 

朋友们只好随着现场不断涌入的宾客,现场预订。婚礼上不管问王君异什么与恋爱相关的问题,新郎都一副打死也不说的样子。

 

全程没有双方父母,没有证婚人,没有婚书,没有礼金,连婚礼装饰都没有。大家凑在一起吃了顿饭,然后抹抹嘴走人。

 

1934年5月26日的《天津商报图画周刊》也记载过一个类似的事情。这次的主人公是个普通人,在上海法租界举行婚礼,结果婚礼结束后,结账的时候新郎竟然发现身上的钱不够,打算出去借,酒店又表示不能直接让欠债的人这么走掉,好歹得留下点能抵押的东西。结果,这个新郎竟然把新娘抵押在了现场,自己跑出去借钱。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把钱筹齐,此时新娘已经在酒店被扣留了将近一天。不知道这样的婚礼是否会在新娘心里留下阴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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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征婚骗局的报道。

 

征婚到结婚,这些趣谈的出现其实也并非民国的特点,只是一来民国时期的画报小报颇多,留下了大量记录;二来,在二十世纪初期还没有形成稳定而普遍的社会道德观念,大多数事情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当作趣谈,一笑了之。如果发生在今天,看看“相亲遇到的奇葩对象”等话题讨论,种种奇葩言行换来的只能是网友们的口诛笔伐。

 

另外不同的一点是,民国时期的征婚启示上即使对对方有着智性上的要求,也不过是很模糊的“接受过教育”之类的表述,而现在的相亲启事会将这类要求不断细化升级,不必说具体的思想观念了,即使是像“你是否支持特朗普”这样的问题,碰上较真的,也足够两个人吵上一架了。

 

这可能是今天会给未来留下的婚恋趣谈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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